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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及其历史启示

发布时间:2017/4/6 8:41:21     浏览次数:2685次

  【提要】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初,通过拨乱反正明确知识分子地位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二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建立健全各项相关机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把知识分子工作纳入人才工作,确立人才强国战略。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考察与分析,揭示出关于时代主题与全球发展态势、知识分子概念与阶级属性等方面的理论启示。

  【关键词】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阶级属性、人才

  我们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知识分子的不同状况,制定出不同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建国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曲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严重失误。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和发展,既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党在新时期启动和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成果。从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历程中总结历史经验,无疑对进一步做好新世纪知识分子工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拨乱反正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建立在吸取长期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78年的29年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有过正确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受到了“左”的错误的影响,成为受“左”的错误支配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领域。

  建国初期,党主要针对旧社会过来的大约二百多万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经济地位上认定其为脑力劳动者,另一方面把他们中非工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归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范畴,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使之适应新社会的需要。这一政策基本发挥了正面作用,使广大知识分子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投身于各项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等项事业的发展。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转变,知识分子的状况也发生根本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和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这无疑是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全面总结和科学判断。但这一结论并没有成为全党共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影响,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偏离了正确轨道,知识分子又被戴上资产阶级帽子,知识分子政策也出现偏差。尽管有过上世纪60年代初党对国民经济和文化领域政策的调整,特别是1962年广州会议,周恩来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日益“左”倾,这些调整在昙花一现后又回到了“左”的轨道上。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左”的错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把广大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阵营,而给予批判、排斥和打击,并通过“两个估计”[2]完全抹杀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和教育工作的成绩,“知识的贬值、知识分子地位的低下,可谓到了极点”[3]。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极大挫伤,使我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吸取长期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没有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就不能实现现代化,而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4]他1977年复出后,“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5],却自告奋勇抓科教工作,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这样做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看到了知识分子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上的重要性,看到了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长期“左”倾错误这项任务的紧迫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核心,就是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重点在于纠正和清理“左”倾错误影响。

  首先,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突破“两个估计”的禁锢。1977年5月,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6]这成为党在新时期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起步。要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两个估计”的问题。“两个估计”不仅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还把知识分子总体上划入资产阶级范畴。而其中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这一结论,其实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就已经被确定下来,长期以来成为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强烈要求解决“两个估计”,但按照当时“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却不能解决,因为这是经过毛泽东批示“同意”的。针对“两个估计”的错误结论,1977年8月,邓小平首先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谈话中,阐明了应该如何正确地估计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的成绩,如何正确地估计广大知识分子的进步和贡献。9月,他又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批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不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要求教育部的同志“要独立思考”,不要“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7]。这在当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他还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8]这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首先突破了“两个估计”的禁锢。由此,后面的有关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问题的拨乱反正工作就比较顺利了。

  第二,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开幕式上提出了这两个重要观点。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成为确定我们党在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纲领性文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问题,“四人帮”曾颠倒是非,声称“强调科学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目的是为了排斥阶级斗争这个纲”,是所谓“唯生产力论”、“科学技术决定论”[9],这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在这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意味着承认从事科学技术的人属于劳动者,不必依附在哪张“皮”上。但仅仅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还不够,还必须要从政治上明确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一问题是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提出“科技是生产力”的基础上,会上邓小平进而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11]的论断,恢复了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出的对知识分子阶级状况的正确认识,纠正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观点,从而推翻了“两个估计”,使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帽子,为实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工作的全面转变奠定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石。

  第三,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写进宪法。针对我国人才短缺情况和现代化建设需要,邓小平要求全党都要尊重知识分子。1977年9月,在起草全国科学大会讲话时,邓小平就坚决放弃了此前一直沿用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提法。之后他多次强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好的、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到1981年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给出结论:“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12]。此后,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依靠力量被载入1982宪法,这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知识分子终于结束了“总是挨骂”(邓小平语)和置于被“改造”地位的历史。随后,党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提高。1984 年10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 这个文件“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13]。1985年,邓小平在教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4]。

  第四,提出“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落实政策的方针。1978年10月10日到11月4日,中央组织部专门召开了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胡耀邦代表中央宣布:“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15]会后以中组部名义发布《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提出六点要求:一是对知识分子队伍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二是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工作;三是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四是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五是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六是加强领导,改进作风。[16]这一文件对于推动各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落实的具体政策主要包括平反冤假错案;清退“文革”时期的查抄物资;退还“文革”中被挤占的房产;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问题;恢复专业技术职称,保证专业科研时间;改变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状况;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等等。1981年,中央专门成立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小组,中央组织部和各地党委组织部门成立了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专门负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进一步消除对知识分子的偏见,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要求对知识分子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17]。同时,从1982年到1986年,党中央连续进行四次针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全国性检查,还不断制定和颁布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文件,1977年至1988年就有近600个[18]。

  这段时期的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使得知识分子的各方面状况得到很大改善。政治待遇上,1979年至1989年全国共有275万优秀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100多万专业技术干部担任各级党政领导职务[19]。工作条件上,1989年底,有1948万人评聘了专业技术职称,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84%。国家努力增加对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1978年至1988年,用于文教、科研、卫生事业的费用增加了3.3倍。[20]这有力地调动了知识分子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七五”期间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开始在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领域中实行,“星火计划”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这也带来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复苏和渐趋活跃,除了真理标准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外,当时文学、哲学和史学领域还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体性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等,都紧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主题,产生了巨大的公共影响力。

  当然,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遇到来自社会和党内的一些阻力,以至于到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华人科学家时还说:“在一些老干部思想中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所以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很迫切。”[21]但经过几年间的努力,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观念和社会风气开始逐步形成。

  到党的十三大前后,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工作基本结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全面的转变,放弃了建国初期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体现出新的特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与一系列相关机制的建立健全

  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从思想观念层面全面进入到实践操作层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是一句口号和舆论准备,而是落实到全国上下的实践行为与生活方式;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科技知识,也不只是在口号上成为生产力,而且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中成为实际的第一生产力,知识和作为知识的创造者、传播者、运用者的知识分子的重要社会价值,在市场经济中日益凸显。知识分子无可替代的作用受到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江泽民所言:“同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己的知识分子提出如此广泛、如此迫切的要求”。[22]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直至上世纪末,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特点是: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健全一系列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落实政策的重点,从解决政治问题转到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生活待遇上来。

  首先,从理论认识上赋予知识分子以更高的地位和作用。1988年,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时,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发达国家纷纷开展战略性高新技术的研发。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著名科学家上书邓小平,提出《关于追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们意识到时间的紧迫:如果抓晚了,等于自甘落后,而且难于再起。邓小平立即就此作出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23]党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的批示,批准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拨款100个亿,启动了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制造过程自动化、能源、航天、激光等七个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的攻关。由此,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于1988年9月提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4]这一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现实需要,从总结当时科学技术的急剧发展和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中提出来的。

  1992年,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出发,江泽民又进一步提出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面对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激烈竞争,1992 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第一次把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列进来,并进一步发展了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认为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25]这一论断将知识分子的地位明确提升到了新的层次,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分子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工人阶级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到1997 年党的十五大时,党对知识分子除了强调“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又赋予其“先进思想的传播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 [26],突出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功能,进一步丰富了有关知识分子作用理论的内容。

  第二,建立健全一系列有关知识分子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建立健全激励知识分子发挥优势的体制机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本着“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的精神,着力改善和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1992 年党的十四大指出:要“下决心采取重大政策和措施,积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对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给予重奖,并形成规范化的奖励制度。”[27]为贯彻这一精神,在工作待遇方面,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28]。此后,教师的待遇不断提高,到世纪之交时,高校、中学和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分别比1995年前增加179.8%、100.4%和93.7%,城镇教师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从1993年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90平方米提高到2000年的10.81平方米,超过了同期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29]。在奖励方面,1999年党中央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授予功勋奖章。袁隆平、吴文俊、黄昆、王选四位著名科学家先后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还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政府特殊津贴制度”等,使知识分子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党和政府不断加大教育科研投入,“九五”期间,教育经费平均每年增长15.56%,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30]。党和政府还改革完善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出台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各种基金资助,学术、学科评估制度,国内外文化或学术交流等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其中的人才合理流动政策,逐步打破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才的限制。

  第三,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指出: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知识的差距,强调没有知识的传播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劳动力兴国”、“资源兴国”等战略。面对世界发展大势,根据对科技和教育的战略地位的新认识,1995年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他说:“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全国形成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热潮,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积极促进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31] 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国家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11月,中国高等教育正式启动“211工程”[32],借发展一批一流大学之机,以促进和带动所有高等院校的发展。同时,国家重视区域经济建设,特别是科技工业园区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迅速产业化,催生了中关村试验区这样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知识产业群园区。国家通过实施973计划、863计划、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等一系列科技计划,促成大量创新性成果涌现,如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转基因羊、牛,转基因抗虫棉培育成功等等[33]。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建立打破了旧体制对知识分子的束缚,使其自主性和独立性极大增强,有了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广阔天地,一度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很快发生转变,并且随着知识经济初露端倪,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成为“知本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的利益群体和价值观日益多元化,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更加符合实际,简言之就是: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特别是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施展才华,建功立业,而不再以“发展党员,培养干部”的思路来对待。在人文社科领域,马克思主义不再具体化为意识形态标签,去直接干预和裁决学术观点和争鸣,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诉求的知识分子群体纷纷出现,如新国学、民族主义、新左派、自由主义等,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开拓性的理论探索,为改革开放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

  与此同时,国际范围内对人才的争夺日益激烈,世纪之交之时,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三、把知识分子工作纳入人才工作,确立人才强国战略

  21世纪,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及其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主导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创新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关键因素。仅仅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专业教育、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的人,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内现代化建设对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需求越来越迫切。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人才争夺战也愈演愈烈。由于多方面原因,我国在全球人才竞争中还处于劣势,面临着人才外流和人才匮乏的严峻形势。在1978年至2002年底,中国出国留学生约有58万人,回国的只有15万多人,仅占出国留学人员的25.86%。我国加入WTO前后,出现了第三次人才外流高峰,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在职”流失,且出国目的地呈多元化趋势,发达国家和一些准发达国家都成为人才外流的目标地。[34]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随着社会发展,对知识分子内涵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传统意义上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以创造、传播、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作为谋生手段的脑力劳动者。在政策上和实践中,通常是以所受教育年限、学历、职业等具体指标作为界定知识分子的标准。作为政策对象,这一界定在建国初期还具有可操作性,但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新世纪来临时,已经变得难以操作。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中、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程度日益提高,知识分子群体日益庞大化;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和职业选择的扩展与融汇,掌握知识者日益分化于各行各业中,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在社会变革中新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35]。因此,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具有相当知识的劳动者,当脑力劳动者分化到复杂的社会阶层中时,知识分子的内涵需要重新认识,知识分子政策的对象必须予以调整。

  新世纪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完善主要有两点:一是政策的对象转向人才,人才是指“具有较高才干和能力,在某领域、行业或工作中能够用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较大贡献的人”,这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工作的对象不再唯学历、身份和职称,而注重的是知识、能力和绩效。二是政策的内容从着重落实政治、生活待遇,完全转向对于人才的培养、使用和吸引。

  首先,强调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是“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2000年12月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指出,新世纪知识分子工作的核心是人才问题,“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竞争。全面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全党同志和党的所有工作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要适应这些新情况、新变化,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着重做好“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工作[36]。在这“三才”政策中,培养人才是基础,吸引人才是重点,用好人才是关键。2001年8月,江泽民又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阐明了人才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并强调:“人才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 ,要更新人才工作的思想观念、要探索更加灵活的人才工作思路、营造符合人才成长特点的环境、要进一步做好党的知识分子工作[37]。这一思想为新世纪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深刻的理论基础。2002年党的十六大发展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提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38]的重大方针,努力为知识分子营造良好环境。

  第二,强调人才竞争也包括文化人才的竞争,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同样重要。随着文化建设在国家整体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针对社会上存在的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象,2001年8月,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见部分国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首次提出“四个同样重要”的思想,即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培养高水平科学家、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任用好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四个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39]。2002年4月,江泽民进而提出 “五个高度重视”,即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巨大作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改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条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重大课题的攻关”、“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成就和作用”[40]。7月,江泽民再次强调:“当今世界的人才竞争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领导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的竞争,也包括文化人才的竞争,当然也就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竞争”[41]。特别是2004年1月,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审视哲学社会科学地位、规划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央文件,在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这极大地激发了人文社科领域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他们要求并积极参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惩治腐败,并在弘扬民族精神、发展先进文化,参与文化产业,提升文化产品质量等方面,努力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第三,确立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制定并实施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人才强国战略,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03年12月,中央召开了首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胡锦涛深刻阐述了科学人才观的内涵,对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了全面部署。胡锦涛在会上提出选才用才的“四项标准”和“四不原则”:“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做到不拘一格选人才”。[42]会后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强调“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并提出“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开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紧紧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大力加强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建设”[43],开始更多地从人才资源管理和开发的角度,从人才强国的角度来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并更多地通过市场机制、人才竞争机制和制度创新来激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个决定成为新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的行动纲领。2004年,人才强国战略作为专章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和新党章,首次写进了人才强国战略,这是党中央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为全面推进小康大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显然,人才强国战略已经不是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局部战术,而是指向富国强民的大战略。2010年5月,胡锦涛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坚持“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44]的24字指导方针,明确了人才发展的战略定位、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为了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自2008年3月起,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启动了人才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2010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这一规划纲要属于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是我们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重要战略选择。

  在这些政策指引下,“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三年五十万新技师培养计划”、“百万中专生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培养、吸引、使用的计划和项目在开展。随着国家加大对科技事业的投入,科技事业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从“神舟”系列飞船到探月工程,从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到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高技术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发现新粒子、精确测量银河系英仙座旋臂距太阳系距离、完成水稻第四号染色体全序列测序工作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45]国家大力支持知识分子创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保护知识产权;进一步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公平竞争;畅通听取知识分子意见的渠道,促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努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等。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也获得了越来越广阔的自由驰骋的天地,社会发展的每一次转折,都有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在理论和舆论上的奋力开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社会环境也有力地吸引了海外人才归国,每年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数不断增长,2001年为1.22万人,2010年达到13.5万人[46],增长了10.1倍。

  经过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支规模宏大、专业门类齐全、能力素质较高的人才大军,从一个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一跃成为人才资源大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证。

  四、历史启示

  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对改革开放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对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演变过程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经验启示。在理论层面,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科学判断时代主题与把握全球发展态势是制定正确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本前提。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仍是“战争与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受到阶级斗争的严重影响,知识分子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也是从政治视角出发,围绕着其阶级属性来分析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知识分子受到轻视,始终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以致“文革”中备受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确立了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心地位,知识分子才真正有用武之地,成为推动现代化事业的巨大生力军,党制定了正确的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全球发展态势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一是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商品、资金、技术、人员、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快速流动;三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迅速崛起,国与国之间的人才竞争日益激烈。据统计,由于发展中国家相当多的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国效力,美国因此每年节约了18亿美元的基础教育经费,而每年我国约2.5万人自费出国留学,仅民间留学投资每年就有40亿人民币流向国外[47]。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党深刻认识到,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党中央把知识分子工作纳入人才工作,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第一资源”的高度,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工作必须立足于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和对全球发展态势的清醒把握,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第二,正确认识知识分子概念与阶级属性问题的新变化是新世纪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基点。传统政治学意义上,将知识分子理解为拥有较高学历的脑力劳动者,是一个不同于工人、农民的社会阶层。这种界定是一种外部的界定,并没有触及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新世纪要深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需要关注其作为社会学、文化学意义上的功能性概念,即关注知识分子在专业知识之外的精神气质。比如我国古代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格追求,或者西方学者强调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的角色作用和批判精神。作为党的政策对象,知识分子被人才所取代,人才的基本特征是创造性,其分布的领域也具有了广泛性。这样,知识分子概念的内涵、外延都发生变化,及时认识和深入研究这种新变化,对于完善知识分子政策和工作理念十分重要。关于阶级属性问题也同样发生新变化。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被认为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因其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也不直接创造财富,处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依附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知识成为生产要素,知识分子与生产牢固地结合起来了,从而彻底摆脱了依附地位,并日益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同时,社会分层也呈现复杂化趋势,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有的学者放弃了“生产资料”标准,采用职业分化和三种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划分标准,把目前的中国社会划分成十大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48]。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壮大并分化到社会各阶层中。因此,新世纪新阶段如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仍固守原来对知识分子的阶级认识模式来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知识、对人才的迫切要求。

  第三,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从治国安邦、执政兴国的高度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新世纪更好应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挑战的关键。在革命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作为最先觉悟的社会群体,他们代表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推动着中国革命前进。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49]在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新时期,知识分子掌握最前沿的科学文化知识,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江泽民所言:“今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50]随着社会的深刻转型,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加无可替代,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首先,知识分子作为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与党和人民一道,对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其次,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进行理论研究,宣传普及民主与法制知识,积极参与和推进决策科学化;再次,知识分子对于发展和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负有重任,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是否强盛,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强盛,还必须有文化软实力的支撑,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51],既是对当今知识分子的号召,也是对未来知识分子使命的指引。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大潮的挑战时,深感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匮乏,这使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感到问题的紧迫性。2001年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这是党在知识分子工作观念和人才观念方面的重大创新和与时俱进。21世纪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从治国安邦、执政兴国的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坚定不移地走人才强国之路,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

  总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把全社会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52]在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中有所作为,推动中华民族的腾飞。

  [1] 《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2页。

  [2] “两个估计”指的是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010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8页。

  [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68页。

  [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页。

  [9] 龚育之著:《龚育之党史论集》(下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0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6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1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2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92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0 页。

  [15]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49页。

  [16]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1—62页。

  [17]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36页。

  [18] 郑文:《我国知识分子地位日高》,《人民日报》1991年6月30日。

  [19] 尹品端:《进一步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人民日报》1990年5月14日。

  [20] 郑文:《我国知识分子地位日高》,《人民日报》1991年6月30日。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九九七)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97页。

  [22]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九九七)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45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5页。

  [25]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26]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27]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人民日报》1993年11月3日。

  [29]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人民日报》2002年9月26日。

  [3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人民日报》2001年4月10日。

  [31]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5—426页。

  [32] 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

  [33] 《我国科技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人民日报》2002年10月11日。

  [34]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编:《人才工作理论研究报告》,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35]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36]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第148页。

  [37]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第319—321页。

  [3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39]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第495页注释。

  [40]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495—496页注释。

  [41]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494页。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75页。

  [4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21—623页。

  [44] 《人民日报》2010年5月27日。

  [45]《科学技术事业迈出新步伐(创造新成绩 迎接十七大)》,《人民日报》2007年10月10日。

  [46] 《中国教育报》2009年3月18日,2011年3月12日。

  [47] 李予阳:《拿什么吸引30万留学生回国》,《经济日报》2000年7月25日。

  [48]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页。

  [4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8页。

  [50]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51]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52]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37—638页。

  (本文作者 樊锐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 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