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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运城人民抗日斗争史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发布时间:2017/3/31 16:56:18     浏览次数:2758次

张建国  姜婷

运城位于山西省南部秦晋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北依吕梁山与临汾市接壤,东峙中条山和晋城市毗邻,西、南与陕西省渭南市、河南省三门峡市隔黄河相望。境内中条山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境内矿产丰富,土地肥沃,素有“山西粮仓”的美誉。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华北沦陷,山西各个重要关口失守,运城成为“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1]:对日军而言,一旦占领运城,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南进可以顺利的渡过黄河,问津陇海,侵吞中原,北上可与华北派遣军会合,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对中方而言,守住运城,就守住了华北最后一块国土,可以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本兵力,退可依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争,在气势上打击日寇继续南进的气焰。在抗战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的初期,运城军民团结抗日,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使日军始终不能完全占领运城。但是,1941年5月的中条山会战[2],仅仅一个月,国民党近18万大军溃退,主要山隘重地和渡口均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的迅速溃败使日军诧异中条山会战竟能“以赫赫战果胜利结束”。[3]然而,运城抗战为什么能够坚持到最后胜利?本文试通过对运城抗战历史的回顾,来回答这个一直困扰人们的问题。

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城人民同仇敌忾,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红军东征期间,运城人民抗日武装发动了著名的“中条山暴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山西和运城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10月运城13所中小学校学生代表成立了“运城中小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运城学联”),次日,组织1200余名学生在省立运城二师操场召开抗议日本侵占东三省罪行的誓师大会。会后,学生们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爱国游行示威,他们个个手持小旗,高呼“反对日本侵占东三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贩卖日货奸商”等口号,由鼓楼向钟楼进发,沿街发放、张贴抗日标语,砸毁经营日货的商店“祥瑞魁”和运城日货总代理“和庆商行”。这次学生运动,拉开了运城党组织领导学生抗日斗争的序幕。

1932年,“九·一八”国耻一周年时,“运城学联”组织运城各界爱国人士代表约三、四千人在运城二师操场冒雨集会,进步教师代表李尧夫触景生情地讲:“今天的风不是风,是东北三千万同胞的呼唤声;今天的雨不是雨,是东北同胞的血泪控诉。”唤起了与会民众的抗日激情。此次集会还得到了临氏县立一高、平陆一高、闻喜中学、荣河三中等各县爱国师生的响应,组织编印了《呼吁》、《涑波》、《野草》、《工农朋友》和《晨光》等进步刊物,在全区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此后,在山西党组织和运城各地党组织发动和领导下,以运城二师为中心,各校进步师生利用每年的“九·一八”国耻日,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和焚烧日货等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批判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揭露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在运动中提高了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组织能力,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运城党的组织,凝聚了民心。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根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发起东征战役,从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其间两次途径运城,虽然时间都不长,却在运城产生了巨大影响。红军所到之处,一边提着墨桶,刷写标语,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一边开仓济贫,打开地主粮仓,给贫苦群众发放粮食。红军严明的纪律,对群众亲如一家的言行,以及机动灵活的战斗事迹,像神话一样在运城群众中广为流传,树立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运城党组织利用红军东征途径运城的有利时机,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组织暴动,声援东征红军,点燃了条山烽火。1936年3月,运城党的领导人嘉康杰在夏县东交口村组织贫苦农民50余人,成立红军晋南游击队,奔赴夏县尉郭镇,袭击了旧五区区公所,吓跑了区公所防共保卫团和胡宗南部的便衣队。在行动过程中,游击队沿街张贴“分粮食、烧契约”等标语,并把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插上了村南的玉帝庙(此红旗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史称“中条山暴动”。此后游击队在运城各地广泛开展“分粮食、烧契约”活动,并公开处决了恶霸地主高广仁的兄弟高广德,其影响波及闻喜、垣曲、平陆等县,吓得夏县县长用泥土封闭了城门,白天也不敢放行。4月初,红军离开运城后,国民党军汤恩伯部与夏县、垣曲的公安局、区警、民团等开始“围剿”游击队,大队长冯仰异、副大队长梁福才和游击队员13人被杀,但并没有扑灭这星星之火。

中条山暴动一方面配合和支援了红军东征,另一方面开创了运城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新局面,狠狠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鼓舞了运城人民抗日热情,使运城人民认识到只有拥护和支持共产党,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二、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运城地区实现了国共合作,取得了新的胜利。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深,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倡导和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中共中央积极推进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合作,毛泽东亲自致函阎锡山,提出为抗日“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场”[4],并通过朱蕴山与阎锡山联络,后又派彭雪枫为代表,与阎锡山建立通讯联络关系,打开了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的大门。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又派遣山西籍共产党员薄一波等五人,组成山西公开工委(党内称“公开工作系统”),到山西接办和改组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接着,许多有丰富经验的党员骨干被派往牺盟会各重要部门和山西军政机关工作,通过灵活、巧妙的策略,把中共的抗战主张和阎锡山的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和号召结合在一起加以推行,转化为群众的力量。毛泽东在谈到牺盟会工作时曾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5]。在此形势下,运城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运城牺盟会的工作

1937年5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运城中心区成立,这是全省最早成立的4个牺盟中心区之一。牺盟运动中心区成立后,即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其主要工作是:

1、建立县、区、村牺盟分会,牺盟干部中的共产党员还担负了恢复各县党组织的任务。当时,省牺盟会开办了1000名进步分子参加的“牺盟会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这些临时村政协助员主要担负三项政治任务:一是对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鼓动工作;二是发展牺盟会员;三是动员富有爱国主义正义感、工作积极的会员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为革命武装斗争积蓄人才。在运城。夏县的冯彦俊、王实之、郭安选、张培民,永济的姚伯功、杨学思、吴东原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赴太原参加牺盟会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后,被派往运城各县广泛宣传的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积极完成三项政治任务,为运城地区的抗战工作奠定了干部基础。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工作虽然只有三个月,但成效很明显,如招收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的工作。在全区共招收了3960名,其中新绛有100余人、垣曲126人、芮城343人。[6]1937年5月,山西牺盟总会向全省派出牺盟特派员,分配到运城的牺盟特派员和联络员到任后,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发展牺盟会员,一个月左右即成立了各县、村牺盟分会。同时,他们中的共产党员积极与地方党员联系,恢复各县党组织,党的负责人也以牺盟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开展工作。

2、成立各界群众救亡团体,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为了广泛发动各界群众,牺盟运城中心区成立了各行各业的救亡组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响应“一二·九”爱国运动由进步学生组成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由运城各校学生会组成的“运城学生救国联合会”、各界先进妇女组成的“运城妇女救国联合会”,以及“河东总动员实施委员会”、“运城战时后方服务团”、“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和“青年救国会”等。牺盟会通过这些组织,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吸纳组织成员加入抗日救亡运动和牺盟会,使运城牺盟会员一度达到十万余人,为中共领导抗日斗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3、支持八路军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山西,1937年10月,新绛、稷山、河津和荣河的牺盟分会为迎接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开赴抗日前线,动员群众开展为部队提供保障服务的活动,在荣河、稷山翟店等地,组织群众聆听朱德、贺龙等八路军高级将领的讲话,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运城党的早期领导人嘉康杰在闻喜、夏县一带组织了500余人参军,安邑县为第一二〇师扩兵一个连,解县为第一一五师扩兵一个连。1945年7月,林枫在延安晋绥座谈会上的发言曾指出:“这个时期武装发展相当大,大的如晋西南一个月扩三千兵,那次扩兵本身是个收获,嘉济忱(即嘉康杰)那个老同志作用很大”[7]

4、成立人民武装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根据牺盟总会颁布的《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1937年底,牺盟运城中心区和各县牺盟分会抽调骨干会员,经过集中训练,在各县成立了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长大多由牺盟特派员兼任,或由牺盟总会委派,各县党组织还给自卫队配备了政治指导员,负责政治工作。

1938年3月日军侵入运城之后,根据中共中央和省牺盟总会的指示,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整编为抗日游击支队,由县长兼任游击支队队长,带领部队在本县开展游击战争。这些游击队在保卫地方政府、掩护群众、维护地方秩序、反奸除特以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 在 1938年到1940年初两年的时间里, 夏县、平陆、芮城、垣曲等县抗日武装对日军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00多名,缴获大批武器和军马,5次破坏铁路百余里[8]

5、建立牺盟政权。随着抗日形势的严峻,许多旧政权官员弃职逃离,于是阎锡山要求:在日军进攻时,县长可以不守县城,但是必须留下来打游击。愿者可留,否则另派人员接替。在这种情况下,由牺盟会推荐,阎锡山在临汾举办牺盟县长培训班,培训了40余名县长,由阎锡山亲自谈话后委以县长职务,分派到各县。1937年到1938年间,运城先后有13名牺盟特派员任县长。这些牺盟县长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牺盟特派员中的骨干,他们上任之后,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先后建立了牺盟政权,镇压汉奸,积极发展群众,实行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政策,扩充抗日武装,组织和完善抗日政权,领导群众团结抗战,为促进抗日力量的发展和抗日武装的壮大做了大量工作。

(二)对卫立煌和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

1938年3月日军侵入运城后,中共中央、山西省委和运城地方党组织将统战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卫立煌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官兵身上。

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他自忻口战役开始与中共接触,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影响下,逐步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1938年2月,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国民党中央军。不久,其军队在韩信岭御敌战斗中受挫,在八路军帮助下,才从日军的包围中安全撤离。从此,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甚为折服。4月中旬,卫立煌在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洛阳军事会议前绕道延安,延安军民间的和谐关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改变了他对中共的认识。

1938年8月15日,朱德视察中条山抗战工作,绕道垣曲莘庄,受到卫立煌的隆重欢迎,双方共唱《国共合作之歌》,整夜畅谈,共商联合抗日大计。离别时。朱德赠给卫立煌两匹缴获的日军的大马,卫立煌回赠朱德100支新式大号手枪和刻有“卫立煌赠”的美国“犀佛利”牌自来水笔。从1938年秋到1940年初,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与卫立煌在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垣曲莘庄以及平陆县中条山区会晤。

在中条山的驻军中,同中共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杨虎城旧部——原第十七路军改编的赵寿山的第三十八军、李中兴的第九十六军。中共中央不仅加强对军队上层的统战工作,还在军中发展地下党组织。1938年初,第三十八军的第十七师和第五二九旅编入第二战区东路军序列,受朱德、彭德怀指挥。赵寿山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八路军的总部驻扎在屯留,我归八路军总部指挥,因而来往甚密。经常邀请朱德、彭德怀等负责同志来到部队讲话,并给部队做关于游击战术的报告。两个团,一个出去打击敌人,一个在驻地训练,相互轮换。……当时的《大公报》以大字标题刊登出‘我军晋南大捷’的消息”[9]。正是因为八路军的政治和军事影响,使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接受了游击战术,在正面战场上阻击日军10多次进攻,同时也经常深入敌后进行夜袭、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路。日军曾在一内部文件中称:“支那军(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九十六军)一七七师系杨虎城部,骁勇善战,不可轻敌”[10]第一七七师成为日军攻占运城的最大障碍,被视为“盲肠”,认为不消灭此军,就不能占领运城。

赵寿山还接受共产党员姚警尘、孔叔东等人的建议,在部队中颁发了“不嫖、不赌、不吸烟”的三大禁令和提出“自我纪律,自我教育,财政公开,人事公开”的四大口号,既团结了部队,增强了战斗力,又加强了和驻地群众的关系。在日军扫荡前,部队会把情况通报给群众,帮助群众撤离;党组织和游击队以及人民群众也热情的给部队带路、送情报,使部队多次避开敌人的大扫荡。赵寿山回忆说:“部队在中条山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他们热情的为部队代购粮秣,参加战勤服务,配合部队打击敌人,对部队两年多来在中条山坚持斗争,起了重要作用。”[11]

(三)国共合作取得11次反扫荡胜利

    1938年10月到1940年,驻晋南的日军为了打通陇海铁路,先后11次对运城中条山西部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运城军民同仇敌忾,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巧妙配合,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取得了11次反扫荡战斗的胜利,其中最为惨烈的六六战役可谓国共合作抗战的典范。

  1939年6月6日,日军3万余人在飞行大队的掩护下,沿张(店)茅(津)大道分9路向运城、安邑、解县进犯,切断了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和第九十六军的联系,将两军分别钳形包围。第三十八军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孔从洲回忆说:“该地域地势低凹,面对高山深沟,背临黄河,东西两边的高原均已被日军占领,形势如一口大锅,敌占锅沿,我在锅底,空间狭小,队形拥挤,敌飞机和炮兵对我被围部队日夜实施狂轰滥炸,我军伤亡很大。”[12]在危急时刻,孔从洲根据平陆县牺盟会党团负责人干玉梅、刘少白提供的情报,由牺盟会员当向导组织部队在平陆县城北突围,成功后又在东车村村民徐某的带领下,夜袭日军驻地,将伪军一个连缴械,炸死日军炮兵中队200余人和数十匹战马,缴获山炮12门,切断了日军与运城总部联系。平陆等县抗日游击队和政治保卫旅第三支队也积极配合战斗,袭击日军据点,掩护伤兵撤离,组织群众为部队服务,并主动把牺牲的官兵尸体掩埋起来,把部队遗弃的武器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埋藏进来。战役结束后 ,群众将 2000多支枪和电台等物资主动交给部队。第四十六旅“出敌不意地向北突围,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保障了其余部队相继突围成功”[13]。然而距离较远的新兵团及第五三一团部分官兵却未来得及突围,就被日军逼至黄河岸边。日军依仗人多势众和拼刺技术强的优势,对新兵团展开了疯狂的进攻,新兵团士兵“虽处于绝境,但毫不怯懦,舍命拼杀,有的失落了枪枝,不顾刀刺小腹,双手紧夺敌人枪枝,有的已断了手臂,但仍啃住敌人不放”[14]。血战一小时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逼至绝崖,面对冲过来的日本侵略军,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誓死不做亡国奴,一个个纵身跳入波涛汹涌的黄河。

统一战线策略在运城的实施,使得各派势力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之下,同仇敌忾,多次粉碎日军对运城的残酷扫荡,使日军只能占领铁路、公路沿线的城镇,始终不能完全占领运城,从而巩固了黄河防线,保卫了中原和陕北。同时,中共通过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式,广泛宣传抗日主张,掀起了运城人民的抗战热情。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参加抗日部队。特别是各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县,参军的人数都在几千人,有的甚至达到数万人,极大地补充了部队兵员,壮大了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力量。1937年8月,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有7000余名河东儿女走上了抗日前线。运城的广大人民群众则积极支援前线,源源不断地供应了部队所需的粮食、被服及各种军需资材,承担了庞大的战争费用,使部队指战员和党政机关干部吃、穿、用、住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且还担负了繁重的战勤任务,如抬担架、运物资、带路、送信、抢救伤员等

三、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中共及其抗日力量被迫撤离本区,使国民党军陷入孤军作战局面,导致中条山战役失利

1938年10月,日本侵占广州、武汉之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调整,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日军的政治诱降下,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发动了反共、反八路军、反新派的“晋西事变”。1939年12月,阎锡山动用他的全部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公开或秘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在中条山区的部分军队也采取了同样的军事行动,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造成巨大威胁。为了维护抗战大局,中共共产党同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由运城各县抗日游击队改编组成的山西新军第二一二旅、第二一三旅,在运城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奋起抵抗,打退了蒋、阎势力的进攻。1940年三、四月,经过肖劲光、王若飞与阎锡山、朱德与卫立煌谈判,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了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以临屯公路和汾离公路为界,公路以南分别为国民党驻军和晋绥军的驻防区;公路以北为八路军和山西新军驻防地。根据此协议,运城党组织中身份公开的党员干部和武装力量奉命全部撤离国民党军队驻防区,对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干部则要求“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15]这样,中共运城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在运城的活动暂时处于停顿状态。

1941年1月,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此期间,蒋介石指责卫立煌反共不力,认为“卫立煌做的事情违背了他的意志,没有压制共产党”[16],要撤卫河南省主席之职,派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坐镇洛阳,指挥作战。蒋介石还以赤化为由,将同共产党关系较好、战斗力强的第四集团军调离,当时“(部队)由晋南调出者,则第四集团军全部,五集团军之第14军(陈铁部), 第三十六集团军(川军李家钰)之47军、76军。而只代以第 80 军(军长孔令恂)之两个师与第 34 师”[17],极大的缩减了运城的驻军,削弱了中条山区的防守力量。

1941年5月,日军重兵进攻运城,发动了中原会战[18],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国民党近18万大军全线溃退。据亲闻会战的曹根厚老人回忆:“(中条山会战)国军死了好多人,打了没几天就完了,好像国民党的军队没怎么打就失败了,都撤走了。”[19]大规模行动告一段落后,日军即在中条山地区反复搜索、扫荡残留的国民党军。6月15日,日军宣布占领运城。中条山战役的失败,给华北抗战形势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领导运城人民抗战的重担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担当。

四、在抗日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运城共产党人坚持发展抗日武装,开辟中条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条山区沦陷之后,日军对运城人民进行血腥报复,残酷屠杀,不少村庄被血洗,房屋被烧光,同时他们收罗汉奸、流氓、土匪为其服务,推行奴化教育。国民党中央军虽然失败,但不甘心退出运城,将中条山地区列为国民党的游击示范区,派曾万钟坐镇黄河南岸统一指挥中条山残留及派遣的游击武装继续活动。由此,中条山地区形成了“大小匪首搜集残余占据一方,各自为王,形成了复杂的组织混乱状态……各自为政,互不相让”[20]的局面,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为了抗日大局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共中央和晋豫区党委认真分析了当时运城地区的情况认为:(1)我党撤离中条之后,人民饱受日寇、汉奸和国民党残兵的骚扰,生活苦不堪言,群众已经认识到,要改变此种状况只能依靠共产党;(2)中条山地势险要,沟壑纵横,物产丰富,便于开展游击活动和创建根据地;(3)各地已经建立不少武装,可以改造和利用;(4)日军兵力有限,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隘,广大农村基本处于“真空”状态,便于我党活动。鉴于此种情况,重新开辟中条山根据地的任务摆在了我们面前。于是,晋豫区党委作出《开辟与创造晋豫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的决定,将中共中条地委一分为二,分别成立中共条东和条西两个地委,并征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同意,将在“晋西事变”时由运城撤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结业的柴泽民、阎家德、金长庚等23人派回中条山区开展工作。条东地委管辖曲沃、翼城、绛县和垣曲,由杨蔚屏任书记,解玉田任宣传部长,席斌午任组织部长;条西地委管辖夏县、闻喜、平陆、安邑、解县、虞乡、芮城和永济,由柴泽民任书记,阎家德任组织部长,董奥林任宣传部长,金长庚任社会部长。

1941年7月,中共条西地委在闻喜县下丁村小柏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根据运城的形势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确定了党的主要工作为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宣传和组织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会后,条西地委领导利用公开职业作掩护,从发展党员、整顿党组织入手,重新甄别党员,及时处决叛徒,吸收进步青年,恢复党的组织,教育党员认真执行党的纪律方针,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1942年5月,刘伯承、邓小平在听取条西地委工作汇报时,肯定了条西地委的工作,指出:“中条山区的党是个好党,白手起家作出了成绩,应当继续发扬,中条山是华北的门户,国民党的20万军队跨了,战略要地被日军占领了,我们要收复失地,就是大抓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地委书记柴泽民同志进康支队任职这很好,你们地委委员都应当到部队去任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部队工作抓上去。根据你们那里的条件,用灰色名义好,便于行动和发展;要把敌伪工作搞上去,派干部进去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和情报工作。”[21]

按照上述指示,条西、条东地委结合中条山区沦陷之后出现的“司令多如牛毛,队长遍地走”的局面[22],派人打入国民党、阎锡山组建的各种形式的所谓抗日武装游击队,以 “灰色身份”掌握了多支抗日武装,当时比较活跃的有宋振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第九支队、杨德山领导的中条山抗日纵队第十支队、薛勤领导的中条山抗日挺进队第五支队、张凯领导的抗日游击支队。共产党人还积极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先后成立了康俊仁抗日游击支队、康杰支队、稷麓县抗日游击支队、汾南支队和各县抗日游击支队。在条东地区,条东地委在绛县、垣曲分别成立了绛县抗日游击大队、垣曲东山抗日游击队。为了加强对中条山区游击队的领导,太岳军区成立了太岳第五军分区。这些抗日武装是我党领导和掌握的重要武装,他们高举抗战大旗,由小及大,由独立到相互配合,利用中条山有利地形,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依靠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路,扰乱日军的作战计划,袭击日伪军据点,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一方面扰乱了敌后方,使日军疲于应付,牵制了大量日军,配合了正规部队作战,另一方面发动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抗日,各地形成了青年参军,妇女服务,儿童放哨,人人传递情报的全民抗战的局面,为抗日战争在运城的坚持和夺取最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斗争,八路军总部将第三八六旅第十七团及决死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南下开辟中条山根据地,具体由王新亭、聂真率第三八六旅一部及中共晋豫区党委机关人员共计2600余人,执行此项任务。在中共晋豫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南进支队以营、连为基本单位展开活动。在中条山东部,南进支队相继恢复了垣曲、绛县、沁水等县中共组织,并组建了地方民众武装。仅仅半年时间,南进支队各部就打退敌人4次奔袭,打击勾结日伪迫害群众的武装,稳定了中条山地区的社会秩序,先后建立了绛县、垣曲等七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联防区、晋豫边区人民抗日行政联合办事处等军政机构,开辟了南北100里、东西300里,人口20余万的抗日区域,接通了太岳区和中条山区。

太岳南进支队和中条山区域的抗日武装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多次粉碎日军和伪军的扫荡。1943年10月,日军六十九师团六十旅团、三十七师团岗村联队和六十四旅团越过曲高公路,轻装偷袭阳城,王屋和垣曲的敌军也相继出动,图谋迫使太岳第四军分区主力西移,然后合力围歼。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抗日游击支队相互配合,成功地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日军对中条山的扫荡到处扑空,最后不得不从根据地全部撤出。此次反扫荡斗争,从10月1日到11月22日,太岳军民奋勇作战,腹地作战和外线作战相互配合,在53天中共作战725次,攻克据点14处,毙伤日军1580余人、伪军1310余人,伪人员80人。此后,日军再也没有能力对运城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扫荡。

1945年5月24日,太岳第五军分区领导的第五十四团、第十七团、第二十五团、康支队以及平陆、夏县抗日武装向中条山西部地区的日伪据点发起进攻,历时30天,史称“条西战役”。到6月22日控制了祁(家河)夏(县)公路,以及黄河岸边180华里的地段,祁夏公路以西地区包括祁家河、杨家窑、下涧、黑虎庙等50多处日伪军据点全被攻克,歼灭日伪阎顽军共700多人,收复国土3000平方公里,3万多人民群众获得解放。从此,太岳第五军分区领导的中条山地区与豫西解放区联成了一片。

中共中央对运城地区的工作高度重视。1942年5月,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到运城视察工作时,分析和总结了一年来的经验,作出了《对目前中条山区工作的指示》,提出正确运用统战政策,贯彻党的土地政策,发动和组织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展武装、巩固和发展中条山革命根据地等要求。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晋豫区党委并入中共太岳区党委,薄一波、聂真分任正、副书记。经过调整后,条东的阳城、济源(现属河南省)、绛县、垣曲等县委划归中共太岳区党委第四地委领导,条西的闻喜、夏县、平陆、芮城、解县、永济等县委归中共太岳区党委第五地委领导,柴泽民、席荆山分任正、副书记。1944年2月,中共汾南工委所属的临晋、猗氏、万泉、荣河县委划归第五地委。

随着中条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太岳五地委领导先后成立了稷麓、新绛、稷山、闻喜、安邑、垣南、万泉、平陆、夏县抗日民主政权,并成立了太岳第五专署。条东地区组建了绛县、垣曲抗日民主政权。各县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并开展反贪污浪费、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运动。从1945年始,太岳第四、第五专署进一步健全机构,增设了教育科,负责学校、社会和卫生三方面的宣传教育;司法科,负责司法、行政、民事、刑事和禁烟禁毒等工作,此外还设立贸易公司、邮电局、公安分局等机构。至此,运城地区的抗日民主政府全部建立,机构基本健全。

运城地区人民抗战的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民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运城地区抗战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1939年晋西事变之前,运城地区的对日作战之所以能够屡屡取得胜利,是由于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并得到人民支持的结果;晋西事变后,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战役之所以失利,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排挤共产党的力量,破坏了统一战线,失去了共产党这位盟友的支持。而中国共产党却能够在运城沦陷后,从抗日大局和人民利益出发,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从而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奠定了重要基础。运城人民抗日斗争虽然是一个地区斗争的历史,但它是整个抗日战争历史的一部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它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回顾运城地区曲折而辉煌的抗战历程,我们倍加珍惜得之不易的和平岁月,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党,更加懂得只有紧紧跟着中国共产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作者简介:张建国,山西省运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姜婷,山西省运城市委党史研究室科员)


[1] 《山西新民报》1941.5.16

[2] 日军称为中原会战或百号作战,中方称为中条山战役或晋南会战。

[3]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35页。

[4]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5]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293页。

[6] 《中国共产党运城市历史纪事(1921~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58-59页。

[7] 中央档案馆影印件《林枫同志在延安晋绥座谈会上的发言》

[8] 转引自杨圣清:《中条山地区人民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第136页。

[9] 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

[10] 转引自金钟著:《条西武装斗争简史》,台海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11]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

[12] 《孔从洲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页。

[13] 《孔从洲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14] 车国光口述,王兴华整理,《中条山血战》,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3页。

[16] 《回忆卫立煌先生》,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页。

[17]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 (1941 10 28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下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1025 页。

[18] 日军称为中原会战或百号作战,中方称为中条山战役或晋南会战。

[19] 采访人:张仰亮,被采访人:曹根厚(1927年生,山西省平陆县圣人涧镇茅津村人),时间:2014129,采访地点:山西省平陆县圣人涧镇茅津村。

[20] 蒋匪晋南野战军组织概况,夏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4,目录号:7,案卷号:4

[21] 《柴泽民在河东》,北京:大地出版社,2006年版,扉页。

[22] 同上,第88页。